要想了解蓝玉案,必须先理解蓝玉与朱标之间的关系——这是整个案子的关键暗线。
蓝玉的姐夫是常遇春。常遇春的女儿,嫁给了太子朱标,即太子妃常氏(后追谥孝康皇后)。所以蓝玉是太子妃的亲舅舅,跟朱标有一层“姻亲”关系。
此外,蓝玉的女儿嫁给了朱元璋的第十一子蜀王朱椿,蓝玉又多了一层“亲王岳父”的身份。
在朱标活着的时候,这层关系是蓝玉最大的“政治资本”!
他是太子的舅舅,是蜀王的岳父,是捕鱼儿海大捷的功臣,是凉国公。只要朱标继位,蓝玉就是新朝最坚定的“拥戴者”和最可靠的“武备保障”。
朱标也确实信任蓝玉。洪武年间多次重大军事行动,朱标都推荐蓝玉挂帅或副帅。蓝玉对朱标也恭敬有加在太子面前,那个骄横跋扈的凉国公倒是收敛了不少。
但朱标一死,这层关系立刻变成了蓝玉的“催命符”新任皇太孙朱允炆跟蓝玉没有这层亲近关系;蓝玉的“靠山”没了,他从一个“太子亲信”变成了一个“无人能镇的骄兵悍将”。
朱元璋不会允许一个不受新君控制的军方大佬活着。
洪武二十五年八月,就在朱标死后西个月,蓝玉的亲家靖宁侯叶昇以“交通胡惟庸”罪被杀。
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。
叶昇被杀后,蓝玉的处境急剧恶化。
据后来《逆臣录》中收录的供词记载,蓝玉在洪武二十五年下半年表现出强烈的不安:
蓝玉多次对身边亲信说“亲家事泄”“上位好生疑我”之类的话;
蓝玉与人讨论“不如早图自保”“先下手做一场”等危险言论。
他开始秘密联络旧部,试探他们对局势的态度。
这些供词有多少是真实的、有多少是锦衣卫刑讯逼供出来的,己无从分辨。但可以确定的是:蓝玉在朱标死后的确陷入了极度恐慌。
蓝玉不是一个有政治头脑的人。如果他有,当年就不会强占民田、夜毁喜峰关、当众抱怨“不堪太师”。他是一个纯粹的武人——打仗时无比精明,政治上却近乎白痴。
一个政治白痴陷入恐慌时做出的反应,往往是最愚蠢的。
而朱元璋要的,恰恰就是他的“愚蠢反应”。
洪武二十六年(1393年)二月初八,早朝。
锦衣卫指挥使蒋瓛,当廷告发——凉国公蓝玉谋反。
告发的内容是:蓝玉联结景川侯曹震、鹤庆侯张翼、舻舻侯朱寿、东莞伯何荣及吏部尚书詹徽、户部侍郎傅友文等人,密谋趁皇帝出正阳门行“藉田礼”时发动兵变。
“藉田礼”是每年春天皇帝亲耕籍田以劝农的典礼,届时皇帝要出城,仪仗随行,禁军分拨护驾,城中防守相对薄弱。蓝玉如果真要在京城动手,这确实是一个“时间窗口”。
但问题在于:蓝玉不是禁军统领,他不首接掌握京城的城门和宫禁卫队。
蓝玉能调动的主要是自己的旧部和府军前卫的部分兵力,不足以控制整座应天府;
“藉田礼”期间,侍卫虽分散,但朱元璋身边总有亲军随行,要“擒贼先擒王”谈何容易;
参与者名单里都是公侯伯、六部尚书——这么多人参与“谋反”,保密性从何谈起?
这些疑点,满朝文武不是看不出。是没有一个人敢说一个字。
因为说一个字的人,下一个可能就出现在锦衣卫的诏狱里。
二月初八告发,当日逮捕。
二月初九,下锦衣卫诏狱审讯。
二月初十,定案——蓝玉以“谋反”罪被处死,诛三族。
从告发到行刑,只有三天。
关于蓝玉在狱中的表现,史料记载不一。《明史·蓝玉传》只说“狱具,族诛之”,语焉不详。但明清之际的史家郑晓在《异姓诸侯传》中记载:“玉强辩,辗转攀染不肯服”——蓝玉在狱中极力为自己辩解,始终不肯认罪。
行刑方式,据多种记载,由凌迟改为“剥皮实草”。这是朱元璋对待“谋反大逆”的“标准方式”——将人皮剥下,填充稻草,悬挂在都城或地方衙门门口,以儆效尤。
考虑到蓝玉的女儿是蜀王妃,这个“剥皮实草”己经算是“留了面子”至少没有凌迟处死,算是给了蜀王朱椿一个交代。
蓝玉的家产被全部抄没。
至此,那个在捕鱼儿海横扫北元、被比作卫青李靖的“第一猛将”,在三天之内,变成了挂在城门口的一张人皮。
蓝玉死了,但案子远远没有结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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